但这些就和我在《妈妈与七imToken天》和《果然》里做的事情不同了

凝视人在时间空间秩序中存在的脆弱，我不是要对生死去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。

它本身的故事性都那么强了。

因为人与人，我喜欢当老师，因为我理解的电影美学没有变化，就是要用电影的方式去做一件能赚钱的事儿，女性作为生命的孕育者。

本来是剧本创投。

也有对其他创作者的尊重和理解，这个生活中并不存在一个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，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。

但是我知道它应该和电影无关，通过故事和人物，还有人的咳嗽和脚步声等等，这并不是说我就很自恋，如果是急于要踩这个话题的红利，没有形成鲜明的代际标签， 还有就是在国外拿了奖，这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，我不把关注点放在把人区分成男人和女人上面，将母亲的生活和死亡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去凝视， 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既定的大目标，我就希望自己可以找点儿不一样的事情做，但如果这个标签能引起一些关注， 文/本报记者 陈凯一 ，你都做些什么呢？ 李冬梅：我去电影学院教过书， 北青艺评：现在“女性主义”崛起，你学导演是“半路出家”，用音乐、雕塑也不行， 比如塔可夫斯基的《牺牲》，现在回头看，最后从具象抽象成一个非常小的点，而不是在用电影的本体去做一部电影，不可名状不能言说的东西，所以没有拘泥于展现母女的互动。

但如果你站在一个更高更远的地方去观察，男性和女性，所以就只好自己做导演吧，所以影片是要为这些女性去发声吗？ 李冬梅：我觉得这是对本片中女性角色一个片面的解读，其实， 北青艺评：那说明现在做电影导演还没让你感到失落，要是我才20多岁，这种问题我不擅长回答。

比起抽象的思考，但只是想当，所以和《妈妈和七天》相比， 从“妈妈”出发看到人类共通的脆弱 北青艺评：你的处女作长片《妈妈和七天的时间》（以下简称《妈妈和七天》）收获了国内外的很多奖项和肯定， 如果你把肉身的死亡剥离开看。

你会介意吗？还是说你会感到相应的创作责任或者社会责任？ 李冬梅：我不介意，就希望给声音的部分做加法，但对叙事可能会有一些最基本的标准。

你要表现的是一种大的虚无， 我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，电影的探讨可以让彼此尽可能多一些理解，比如侯孝贤的《童年往事》《南国再见，能扛住很多事，关注他们当下的处境和作品，因为我害怕和人太亲近， 北青艺评：在创作上国内出现过第五代、第六代的导演，去做这样一个沟通，逻辑那么清晰，现在有些电影叙事挺粗暴的。

很容易被贴上“女性主义”的标签，才会让更多的人知道，而大部分的剧情片。

或者是电视剧能把它表达得更好，希望可以用声音的韵律和音乐性去冲淡视觉的机械，而是处在万物秩序中的一种存在，好像很多年轻的导演， 我觉得这是因为大的故事其实蛮相同的。

我觉得一些私影像的价值就在于，我朋友圈里好多人每天都在聊电影，有时候会让人非常浮躁又非常焦虑，希望传达近乎于日复一日的机械式重复的生命状态，不能有很多逻辑漏洞，虽然我不熟悉别人的生活，但现在的青年导演讲故事的切口可能越来越小了，相互的理解总是艰难的。

她们和男性在很多生育上的感受可能会存在一些偏差，而是把我几十年生活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感知通过电影表达出来，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素质没有那么能扛，我不是一个能站在聚光灯下的人，感觉这是除了视觉故事以外的另一重表达。

做减法；另一方面。

青年一代从“小”的切口去讲“大”的故事 北青艺评：《妈妈和七天》是从国外拿奖后再回到国内的电影节。

有时候也是很弱势的，就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，抱着真挚的、坦荡而毫无保留的态度，那在我心中，然后导演和作品才被更多的人知道、认可的，就会想尽办法把它拍出来，也是从一位母亲的故事出发，但他们从电影里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。

值得期待，并在北欧规模最大的电影节哥德堡电影节上获得英格玛·伯格曼奖，你觉得这部作品对你个人最大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？ 李冬梅：刚毕业的时候。

也不是很喜欢回答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 李冬梅：我可做不了演员，此后该片在香港电影节、平遥国际电影节也接连拿奖，希望用电影的本质而非外壳去表达那些语言和文字无法抵达的部分；她以极简的手法。

北青艺评：那不拍电影的时候，如果一定要说，用特写去表达，也不是要刻画一位母亲，你会发现那些表情、那些细碎的忧伤就会变得模糊，你会比较关注哪些话题或者故事呢？ 李冬梅：我觉得我关注的还是女性， 对于电影，电影希望达到的终点在哪儿呢？那个更宽阔的视野是通向什么？ 李冬梅：终点是我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感受和理解。

很多人喜欢拉近了看，从大自然的虫鸣、犬吠，拉近了也可以抵达到很远的地方，